山高水长，别来无恙——巴尔干行记（一）
办理美国签证受阻，整个四月连续三个长假都没有心情出门，渴望出去透透气，于是就买了飞往阿尔巴尼亚首都Tirana的机票。
地拉那有个学妹Jolinda，我到荷兰之初她就已经毕业了，不过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她并寒暄过几句。造访前，我向她表达了自己对阿尔巴尼亚的好奇，征求她的旅行建议。学妹听闻我到阿尔巴尼亚，十分热情得说要去机场接我，然后邀请我一起去地拉那北部的一个小城Theth徒步。然而事与愿违，临行前一周她被单位派去埃因霍温学习，正好错过。
到达地拉那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打车到了Jolinda帮我找的一家旅店。很巧的是这家店的老板Glen也是在荷兰的一位学弟。他说他见过我，不过那时我初到荷兰，一下子接触的欧洲人太多，因此对他并无印象。Glen硕士毕业之后，和弟弟Ted在地拉那一起开了这家旅店。Ted还在读本科，当晚一直等我到了，他才离开。并非旅行旺季，我是整座楼的唯一的客人，Ted把所有的钥匙交给我，给我一些周边信息的提示就走了。当晚正是皇马和马德里竞技的欧冠半决赛首回合，旅店的附近是一家酒吧，热闹非凡，Glen加完班专门从单位赶过来，说要带我这位学长转转。
Glen之前是地拉那足球会（KF Tirana）俱乐部的职业球员，因伤退役后继续读大学。本科学的是建筑设计，和Jolinda是地拉那大学的同学，取得学士学位后一起到我所在的学校攻读硕士。
Glen开车带我把地拉那大大小小的街区转了一个遍。小城并不大，加上Glen在Esri工作，对地籍信息了如指掌，一路上告诉我每一栋建筑的行政归属，不时还对地拉那市的政务点评几句。无论是教育部还是交通部，所有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建筑造型如出一辙，我一边听一边记，却很难分清楚东西南北。我们沿着地拉那市中心的河一直开到环路，那里有一个地标，是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图腾。Glen给我将阿尔巴尼亚国徽双头鹰的由来，在古老的传说中人们认为两面派的人不够诚实，但双头鹰象征着传说中英雄的智慧。后来我才知道，双头鹰的徽章源自拜占庭帝国，由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即便是现在，俄罗斯、塞尔维亚、蒙特内格罗等国家依然用双头鹰作为国徽，它是东欧世界强权的象征。带我转完地拉那已是深夜一点，第二天Glen要去马其顿出差，否则我们一定找家小酒馆把酒言欢，从奥斯曼帝国聊到南斯拉夫。
第二天清晨，我在一群孩子的呼喊声中醒来，走出阳台看到楼下院子里到处都是蹒跚学步的幼儿。Glen告诉我，这栋楼之前租给了阿尔巴尼亚红十字总会，后来他父亲把房子收回来，一楼租给了一家幼儿园，剩余部分改造成了旅馆。出门的时候，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可爱至极，柔软得我真想蹲下去抱抱她。
地拉那并不大，第二天白天我按照地图又走了一遍。有了Glen前一晚的导游，我的探索轻车熟路。这座城市规模较小，没有印象中一座首都应有的气派。正值大选，中心广场旁一条宽广的马路被封锁，搭起了巨大的帐篷，供人们进行演讲和选举。城市到处都是手脚架围起来的建筑，似乎处处都在维修。Glen告诉我他十分看好新任市长，这位新市长上任以后便搞建设，致力于基础设施和民众服务。看着到处都在施工的地拉那，我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正在积蓄发展的力量。
Jolinda到了荷兰后，不忘发信息问我旅程如果，并说她的朋友Keti想要见见我。我受宠若惊，欣然应邀。Keti的姐姐和Jolinda都在市政厅工作，两人又是孔子学院一起学汉语的同学。听说我自中国来，很高兴和我一起聊天，实战检验一下她的汉语水平。我们在地拉那的金字塔见面，然后在街上一遍走一边聊。一路上遇到不少建筑和雕塑，而我对各个建筑的设计寓意以及背景的了解令Keti十分吃惊，其实这都得益于Glen对我的介绍。Keti是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成绩最好的姑娘，对中国十分向往。她告诉我她正在准备汉语学院的一个比赛，前两名的同学将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Keti之前会5门语言，今年突然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报名去学了汉语。我们聊了很多中国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文化和差异。我提到自己去的几个欧洲国家，令我吃惊的是她和她很多朋友，虽然身处欧洲，却很少有机会去巴尔干半岛之外的地方。我一问究竟，Keti告诉我地拉那平均月工资是300-400欧，想要去西欧或者北欧旅行，要攒很久的钱。听了她的讲述，我很震惊。我知道欧洲的发展并不平衡，但我从没有想过，对于大多数巴尔干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这里就是一座孤岛。在我订机票的时候发现，廉价航空很少有开到这边的航线，而大公司的票价又是普通人很难承受的了的。从柏林飞往布鲁塞尔的廉价航空可以到5欧，但是飞往这些欠发达地区的航班寥寥，再加上这里的薪资水平，普通人更是很难负担得起一次远行。在荷兰，法定工资不得少于每小时8欧。也就是说巴尔干半岛一个月的平均工资，也就是荷兰一周的最低工资。若不是和Keti聊天，单是靠报纸上的数字，我是体会不到这些差距的。而后来一路上认识的人也更加深了我对这一差距的认识。
告别了Glen和Keti，我独自踏上了去斯库台的路。
由于Theth的交通并不方便，加之旅行的时间有限，我选择了稳妥一点的路线，到了地拉那北部的小城斯库台。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本身就没有什么游客，更何况是斯库台，所以街上几乎没有几个会说英语的人，这让我想起了2013年搭车到新疆伊宁县的墩麻扎乡，整个小村子几乎没有汉族人，我走在街上如同异类。阿尔巴尼亚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东正教三种宗教，而斯库台似乎伊斯兰教更为流行，所以我到这里的第一感觉就像回到了伊宁县城。
我问了一圈，并没有人能清楚得告诉我该怎么坐车去城外5公里的罗扎发要塞。所幸搭车一万多公里的我并没有犯难，走到路边伸起大拇指，很快就搭到一辆开往城外的车子。令我感动的是司机大哥一路把我送到山顶。
告别司机之后，独自穿行在破败的城墙间，猜测着800多年前可能发生在这里的厮杀和征战。绕过几堵城墙之后碰到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来自山脚下不远处的一所小学。一位名叫Lirie的修女走过来向我问好。我问她能否帮孩子们拍张照片，Lirie修女很痛快就答应了。然后她指挥几名老师，召唤回漫山遍野的孩子。拍完照，男生们继续踢球，我正要走的时候足球恰好滚到我的脚下，我便浑然不知自己是在旅行，丢下相机就和他们一起踢起比赛来。这些小朋友们的年龄差距不小，小一点儿的一脸稚气，加上他们的校服有点像水手服，还是花边领，看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围的围嘴儿一样。
和那群孩子们玩儿得十分开心，一切忧愁和疲惫都被丢到了山脚下。天色将晚，我不得不继续赶路，便向Lirie修女告别。
那个拍照的时候和我站在一起的小女孩跑过来，问我要走了么？我说是呀，我要走啦，要去很远的地方。话还没说完，几个小男孩跑过来喊我继续踢球。他们英语并不怎么好，那个问我去哪儿的小姑娘似乎是英语最好的，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校长在一旁不停的点头，还要其他的孩子向她学习。
我搭上一辆车到了市中心的一个转盘，那里是通往各地车辆的集散地。我给了一位大叔10欧，恳请他把我送过边境。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曾经有过一段甜蜜岁月，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冲突而破裂，直到2012年又再度发展。司机大叔就会几个简单的英文，连路费都是我把钱摊开，他自己从我手里挑的。大叔可能经历过那段中阿蜜月期，他一边开车，一边用手势跟我比划： Albania, China, friend. Albania, Russia, not friend. 一路上大叔都在兴高采烈得说着什么，可我并没有全懂。
刚过阿尔巴尼亚和蒙特内格罗的边境，我就给Rade发信息，说我快要到波德戈里察了。Rade是我去年在克罗地亚认识的一个朋友，在扎达尔的海边我曾给他和他的儿子拍过一组照片。Rade的妻子十分喜欢这组照片，便把它们放在自己家的相册里。后来我和Rade成了朋友，不时在Facebook上聊天，讨论一些关于摄影的话题；他知道我很关心他儿子Nemanja，还会给我发Nemanja的视频。一年前他就邀我来蒙特内格罗玩儿，此次终于成行。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商场外等Rade，见面的时候他送上来一个巴尔干式的问候，只不过满脸的胡茬像搓澡巾一下从我脸颊擦过，十分热切。波德戈里察并不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特色，和北疆的小城市并无二致，其面积大约是拉萨的五分之一。
Rade带我走遍了波德戈里察的主要街区和广场公园。走到一座山顶（或者称其为土丘）已是夜幕时分，俯瞰整个波德戈里察，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座城市。听Rade指着一条条街道跟我介绍，我煞有介事得听着，脑海里却充满了奇思妙想。
是啊，世界如此神奇，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未知的时空里，你将会以一种什么方式去重逢。他们来自一种完全陌生的历史文化，吃着你听也没听过的食物，说着你可能都不知道存在的语言，但不知怎么，你却能和他们站在一起交谈。中学时代不喜欢历史课，无数节中国近现代史课，在电扇扇叶咿咿呀呀的噪音中昏睡过去，醒来时书页被汗水和口水浸得发黄。冷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南斯拉夫…这些年代并不久远的事件因为地理上的模糊而在历史认识上并不清晰。我记得2006年的世界杯上，塞黑还是一个国家，但是2006年以后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就已经解体了。
新闻和历史，让地理实体和时间变得庄重。而旅行就是一次解构的过程，它给你这个机会，站在历史事件曾经发生的地方，看着那些曾经浸染过献血的土地，在战火后重建的城墙。因为时间的单向性，我们无法在事件中穿梭，但是空间却是相对永恒的，我们可以站在阿基米德曾经走过的广场，踏上苏格拉底曾经踩过的石板，触碰米兰昆德拉曾经握住的门把手，蹲坐在莫奈、梵高或者是维米尔曾经停靠的河岸。旅行是如此神奇，无论地理空间工程技术如何发展，永远都无法将人传送到某个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和图像建立认知，但是却永远无法去复制感受。每一个地方的阳光强度，风俗，海拔高度，含氧量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传入你耳中的音乐，交谈，轮船的汽笛，或者是骏马的嘶鸣。世界上每一寸土地，是由无数个变量，在特定的时间里塑造的，每一个城市都是独特的。
我请Rade在波德戈里察评价最好的饭店共进晚餐，他带我去了一家土耳其餐厅。餐厅名气很大，甚至在外面经常可以看到政府部门的车停在那里。聊着聊着我们就谈到了共产主义的问题，谈到了前南斯拉夫，还有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国家。Rade的弟弟在蒙特内格罗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中担任要职，经常去中国学习中共的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后来我出于好奇，还真的在某政府的官网上找到了相关新闻（更加神奇的是，一个月之后在柏林的大街上，我竟然碰到了他弟弟。兄弟二人长得十分像，我抱着试一试得心态问他是否来自波德戈里察，是否认识Rade，他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和Nemanja一起去卡托尔的那个人？我给Rade发短信，说我竟然和他弟弟不期而遇，他告诉我他弟弟已经打电话给他了。世界这么大，却又如此小，Rade称之为Miracle，我想这个奇遇在今后的很多年都值得去回忆）。
Rade还告诉，在波德戈里察住着很多人，他们大部分是一个建筑公司来搞建设的。蒙特内格罗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高速项目，最重要的施工部分是中国的建设集团。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此时正值“一带一路”峰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发挥的巨大作用，看到中国信守承诺对世界和平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这些伟大的举动是任何别有用心势力所抹黑不了的，是任何我们对于目前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满腹牢骚所误导不了的。
第二天一大早，Rade带着可爱的Nemanja来旅店接我，父子二人开车带我去布达瓦和科托尔。时隔一年再见Nemanja，我特别开心。去年在克罗地亚他还是一个11个月只会在地上爬的婴儿，现在已经蹒跚学步了。当然，小家伙根本不认识我了，但似乎有那么一种缘分，他看到我就含蓄得笑。
（待续）